浙大鄭樹:“做研究就高興”的“80后”

2019-09-23 16:02:31 來源: 中國青年報 作者: 雷思涵
醫生,鄭樹,

“鄭人高義,樹木樹人”,這是金庸先生給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浙江大學腫瘤研究所教授鄭樹的題字。題字中,藏著這位2019年“浙江大學好醫生特別獎”得主的名字,更寫出了她的高尚醫德與不凡成就。

如今,鄭樹已經88歲了,在本應頤養天年的年紀,她一如往昔地坐在門診室里、埋頭在實驗室里。

1955年,鄭樹畢業于浙江醫學院(1960年更名為“浙江醫科大學”,1998年合并入浙江大學),現任浙江大學醫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歷任《實用腫瘤雜志》等十數種中英文專業雜志的主編或編委,主要從事惡性腫瘤防治研究工作。

將時間的指針往前撥,80多年前,鄭樹就曾叩開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的門。

那時,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還叫廣濟醫院,年幼的鄭樹隨母親前來求醫,親眼見到眾多因病痛而苦苦掙扎的患者,又看到來來往往的“白大褂”。她覺得醫生這個職業“很了不起”,便在心里暗暗立下志向:“成為一名醫生,救死扶傷。”

1949年,鄭樹考入浙江大學醫學院,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中的一員。那時浙大醫學院學制6年,學生們要先在理學院生物系學習3年,再轉入醫學專業,進行預科和臨床的學習。

當年,鄭樹所在班級的生物老師是赫赫有名的談家楨教授。彼時談家楨剛從海外歸來,生物教材是全英文的,“上這樣的課很鍛煉人”。教解剖課的老師王仲喬是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很嚴格,他只要一提問,同學們就必須馬上答出來,壓力很大的”。

在努力學習的日子里,同樣有許多趣事。鄭樹講起醫學院女生去圖書館占位的方式時,笑得瞇起了眼睛:“我們就放一小塊人體骨頭在桌上,特別管用。”

“一定得好好學習,為黨和國家、為百姓做點事兒。”懷著這樣的信念,鄭樹求學、求知的腳步從未停歇。1984年,時任浙江醫科大學校長的鄭樹跨越半個地球赴美訪學,站在了乳腺癌專家伯納德·費舍爾的面前,跟隨他學習。

第一次見面時,費舍爾問起鄭樹前來訪學的原因。身為醫生的鄭樹講述了兩個病例,一個病例是開刀18年后腫瘤再次復發,另一個病例是鄭樹的好朋友,她的乳腺腫瘤病變占位很小,卻在短時間內因癌細胞骨轉移去世。鄭樹告訴費舍爾,她想知道為什么癌細胞會在“冬眠”那么久后“蘇醒”,以及為什么有的“小腫瘤”卻特別兇險。

直到今天,有關癌細胞“冬眠后蘇醒”與轉移的研究都還在繼續。費舍爾當時也未能立刻答復,不過好學務實的鄭樹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的一場手術中,因為幫助費舍爾準確快速地找到了開刀位置,鄭樹的專業水準更得到了費舍爾的認可。“費舍爾教授告訴我,如果有事找他,可以直接敲門進辦公室。”鄭樹說,“后來我才知道,很多人都怕他,敢直接敲門進的只有我一個人。”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浙江省是全國大腸癌發病率較高的地區。全國腫瘤防治辦公室找到已在乳腺癌研究領域有所建樹的鄭樹,希望她能轉向研究在海寧嘉善地區死亡率極高的腸癌。鄭樹與大腸癌40年未間斷過的“死磕”由此開始。她坦言,腸癌研究很困難,因為“它在肚子里面,而且腸的結構很復雜,當時又沒有腸鏡,只能查到直腸這一段”。

研究伊始,鄭樹便率領團隊到海寧、嘉善地區開展大腸癌篩查。借助海寧的血吸蟲病站點,靠著指檢和一個15公分的直腸鏡,團隊從年齡30歲以上的24萬人口中,篩出了4000多例患有腸息肉等疾病的腸癌高危患者,并將其一一治愈。然而,鄭樹深知這一高危人群有著極高的患癌率:“難道就這樣不管了嗎?”

此后,在鄭樹牽頭下,海寧和嘉善的大腸癌篩查與隨訪漸成體系。團隊對海寧篩查出的高危人群每2~3年進行一次隨訪復查,跟蹤時間長達20年。通過早期預防和治療,海寧的大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了。鄭樹將篩查隨訪結果撰稿成文,并帶著文章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經過兩輪評選,榮獲第一。她十分肯定這些數據的作用:“像這樣完全是醫學調研現場積累的素材很珍貴。”

為了徹底搞清楚大腸癌的誘因,1982年起,鄭樹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合作,進行了為期3年的中美華人大腸癌流行病學研究,得出一份高危因素調查問卷。后來,鄭樹團隊將問卷與其他相關研究成果整合,形成一套系統的“量化高危因素序貫篩檢方案”。這套方案為我國大腸癌研究提供了總體思路和研究方案。

曾被媒體爭相報道的“紅燒魚實驗”也起源于這次大腸癌流行病學研究。鄭樹說,當初做比較研究時,合作的美國研究人員選擇用油炸雞食品做實驗,但在中國,考慮到海寧和嘉善這兩個樣本選擇地的實際情況,她最終選擇了用紅燒魚做研究。

通過比較不同頻率食用油炸后做成紅燒魚的人的大腸癌發病率,鄭樹確定了油炸動物脂肪蛋白是一個誘因。她補充道:“現在有些人把這個結論擴大化了,說所有油炸的東西都導致腸癌,這是不準確的。”

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主攻腫瘤的鄭樹還做了一件她引以為豪的事:引入隨訪卡,為建成健全的隨訪體系開了一個好頭。

隨訪是腫瘤治療過程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1958年在上海進修期間,鄭樹第一次看到了隨訪卡,“那時的樣式還是洞卡,要在相應位置上打洞,以記錄病人信息”。鄭樹覺得隨訪卡十分方便有效,于是帶回一張用來學習。自此,從登記病理切片,到建成組織庫,再到建設隨訪卡電子化儲存系統,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一步步與時俱進地建立起了隨訪體系。這一體系,既有助于患者的后續治療與康復,也為腫瘤科研積累了豐富的數據。

患者也很支持配合這一體系。曾有一位患者,因為接不到隨訪電話,特意前來詢問鄭樹。鄭樹一翻隨訪卡,發現這位患者“已經術后25年了,其實是不需要再隨訪了”。但為了令他安心,鄭樹又讓醫院給他登記了一遍。

手術刀冰冷,但醫者始終有“溫度”。1966年初,鄭樹隨醫療隊在金華永康下鄉時,被當地醫生緊急請去會診。到了手術室,她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一位50歲的女患者躺在手術臺上,肚子很大,子宮上好像附著一個肌瘤,血管也很粗,醫生都不敢動刀。

當地醫生說這是要切除子宮肌瘤的手術,但鄭樹一檢查,發現患者體內存在表征懷孕的黃體,堅持患者“有子宮肌瘤,也有小孩”,要求停止當前手術。最終,考慮到十分有限的醫療條件,這位女患者的手術被改為剖宮手術,由鄭樹同一位婦產科醫生配合完成。

“結果手術刀一刀下去,就看到了頭發,那就是個小孩。”不管事情過去多久,鄭樹在講述這個故事時,都還會直呼驚險。“病人出血量很大,麻醉醫生一直喊,血壓下來了,最后下到零了,心跳沒了,我趕快和麻醉醫生一起給她做心肺復蘇,好在心跳漸漸恢復了,就這樣救下了兩條命。”

“每次回想起來,我總還會心驚膽戰的,因為場景都兇險萬分,它既用到了我有關黃體的基礎知識,還檢驗了我的急救知識。做醫生,一定要扎實。這段經歷,我永遠都忘不掉的。”鄭樹說。

還有一次下鄉時,鄭樹負責醫治一位患有先天性腸粘連的小姑娘,但小姑娘十分害怕開刀,經常在鄭樹檢查時,裝作病痛不發作的樣子。后來,鄭樹悄悄地躲在這位小患者的病床后觀察,才徹底清楚了她的發病癥狀,給她完成了手術。

回到杭州一年半后,這位小患者的母親找到了在浙大二院坐診的鄭樹。原來小患者的母親常路過杭州,每一次來,都會到醫院找鄭樹。找到鄭樹的那天,她特別高興,硬塞給鄭樹一雙布鞋表示感謝,鞋碼正正合適。

鄭樹想起,看病時,小患者的母親常蹲在她的腳邊摸來摸去,當時她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拿到鞋才明白,那是在量尺寸。她急忙跑到醫院對面,想買包糖作為回禮,但等她趕回醫院時,患者的母親已經悄悄走了。

作為一位醫學教授,鄭樹操心的不僅是患者的身體,還操心著如何給學醫的學生一個更好的教學環境。

經濟困難時期,面對撥款不足的窘境,她想盡辦法,在國內外四處奔波,籌集短缺的前沿醫學教材,引進生物醫學工程專業與各類研究項目;只身拜訪邵逸夫先生,說服他捐資建立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

鄭樹仍記得,前去拜訪邵逸夫的路上,還發生了一段頗有些驚險的小插曲。得知邵逸夫的故鄉在浙江寧波,鄭樹臨行前特意買了寧波特產芋艿當作禮物。但芋艿外形奇特,酷似地雷。等到了口岸,安檢人員例行檢查,查出八顆“地雷一樣的東西”,忙一番盤問。鄭樹解釋說這是芋艿,是給邵逸夫先生帶的禮物,這才放行。

如今,鄭樹被視作醫學領域的一棵“常青樹”,她仍在帶領學生做課題,還記掛著當年在費舍爾面前問的兩個問題。下一步,她想繼續研究導致早期腸癌患者死亡與晚期腸癌細胞的肝轉移的分子機制。說到專業領域,她思路清晰,侃侃而談,還不忘表達對項目評審中年齡限制的不服氣:“我今年88歲,還是個‘80后’,還想多做一些科學研究。”

現在,這位“80后”的日常簡單卻有趣。一早起來就按時前往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或是坐門診,或是多學科綜合診治討論,或是沉浸在實驗室研究工作中。鄭樹總是笑呵呵地說:“給我空間和時間,讓我做研究,我最高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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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沛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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